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来龙去脉，电脑报和公众号“锌刻度”做了详细的报道，这里就不多说了。但从这个事情，以及近年来的韩国黄禹锡、日本小保方晴子，国内的韩春雨等不断发生的学术不端事件，我们能感觉到，曾经能为了目标或者兴趣而坐几十年冷板凳的科学家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似乎也耐不住寂寞了。

《知识分子》杂志发表文章犀利地提问道：这是否与我们一直营造的“成功才是科学家，荣誉利益纷至沓来；失败什么也不是，同行都会冷对待”的“成功文化”有关？在这种氛围的驱动下，科研者的心态也开始扭曲。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的陆步轩，这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在34岁那年开始了杀猪剁肉的买卖。“北大才子当屠夫”当年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此事还一度成为“读书无用论”支持者的有力论据。

不过在最低潮的时期，陆步轩却把卖猪肉这件事做到了“北大水准”。他从来不卖注水肉，一个档口他能卖出十二头猪，收入远超同行。而且生意之余还写了一本书：《屠夫看世界》。之后，他和师兄陈生一起合力创办“屠夫学校”，共同打造“壹号土猪”品牌。从他操起切肉刀的那一天开始，至今已有18年，“壹号土猪”年销售额也超过了10亿元。

陆步轩当年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搞学术研究，或许他真的做成了，期刊数据库中不过又多了几篇不尴不尬的论文。据全球最大的文献摘要与科研信息引用数据库Scopus统计显示：2006-2016年间，中国发表的学术论文从18.9万篇猛增至42.6万篇，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科研产出数量的18.6%；而美国则从十年前的38.3 仅增至40.9万篇。但对科研和教育领域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个第一的水份有多大。

在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布以后，业内曾有讨论说为什么日本获奖者有如此之多。一位日本科学家就对他的中国同行说，中国不要急，日本这十几年之所以每年获一个诺贝尔奖，那是前20年的积累和蛰伏。一个“急”字，确实点出了我们的科研诚信中的病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