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冬候鸟“胡不归”？

    诗人元好问在《摸鱼儿·雁丘词》中，描写了一段大雁因配偶被射杀而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时隔800多年，一条名为《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劫杀》的视频，用触目惊心的画面告诉人们，现实中人类对鸟类的捕杀，较之词句中的意境，凄惨有余而毫无美感可言。

    记者｜王若翰

    又是一年迁徙季，随着节气的变换，寒露前后，大自然中的候鸟们，照例开始了它们漫长的越冬之旅。然而，自然法力和人为利益的交织纠葛，使它们的旅途变得异常凶险，生存环境也变得异常恶劣。

    打鸟不是新闻

    12分钟的视频《鸟之殇，千年鸟道上的大劫杀》，将目前我国野生动物被捕杀及贩卖的产业链刻画得淋漓尽致，镜头中哀鸿遍野的景象使人在揪心的同时，拷问自己的良心。诸如“一天打了三吨鸟”、“保证是天鹅肉”的场景，以及一声声慑人心魄的枪声，都令观者动容。视频一出，很快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但在湖南一些当地人看来，“打鸟”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闻，而是历史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位于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候鸟必经之路，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打鸟、捕鸟便成了沿途村民的主业，市场经济的今天，捕鸟人的猎杀之举不仅饱了自家的口福，也为小到路边饭馆，大到星级酒店的餐桌上增添了一些令现代人趋之若鹜的野味。

    湖南的一些媒体人向《新民周刊》表示，对于千年鸟道上的打鸟问题，当地媒体其实在往年的候鸟迁徙季节都多有报道，鸟道地处偏远地带，执法难度较大，而鸟道沿途上的新化、新邵、桂东等县自古就有狩猎的传统，捕鸟之风盛行。因此，这样的事件虽被屡禁却犹不止，之所以今年能在舆论上轰动一时，归根结底其实是这种暗访视频的方式比以往的书面报道更直观，网络媒体让视频传播得更加广泛。

    在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隆回县，一处林海茫茫的山坳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打鸟坳”，顾名思义，在当地打鸟实是一项从古流传下来的传统，无独有偶，同样的地名在广西也有一处。除此之外，因为打鸟传统而命名的各种地名如打鸟界、鸟吊山等，在我国还有很多。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姚毅告诉记者，这类历史上以打鸟命名的地方，多在候鸟迁徙的必经之路上，且地处山坳，候鸟迁徙过程中，会选择在这样的地方略作停驻、休息，所以经过打鸟坳的鸟一般飞得较低，这就给捕鸟者提供了捕杀的便利条件。

    通常，捕鸟者的捕杀活动会选在夜间进行，他们利用鸟类在夜间迁飞过程中的趋光性，用篝火或氙气灯等发光设备吸引候鸟，实施捕杀。有时，甚至有人会在此山谷狭路上布下用白尼龙绳制成的天网，这种网可宽达数十米，高三四米，用以拦截并捕获经过这里的所有鸟类，当真“天网恢恢”。

    残忍捕杀

    谈到目前捕鸟者的手段，曾为岳阳市君山区穆湖铺渔场生产队的狩猎队长的张厚义止不住地叹息。在记者面前，这位已经被收编为护鸟员的老人坦言：“现在的花花样式(指捕杀鸟类的方式)太多了，这在我当年想都想不到。”

    姚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比起早些年明目张胆的枪杀，现在的捕杀行为明显更具“技术性”，捕杀人员往往熟知各种鸟类的生活习性，甚至堪称是研究鸟类的“土专家”。

    以网捕为例，制成鸟网的白尼龙丝线细如发丝，肉眼似乎很难发现。这样的捕鸟方式主要应用于捕获小型的水鸟类，因此，网捕的鸟网多设在水草丰美的水塘周边。还有部分捕鸟者以芦苇荡作为掩护，将鸟网放置在水域中的芦苇下面，用鸟类喜欢吃的一些食物覆盖，再用收音机反复播放鸟类的叫声，吸引迁徙候鸟在此驻足，候鸟一旦落入设有鸟网的芦苇丛，就会被牢牢缠住，逃脱不得。在候鸟多的时节，捕鸟人一天收一次网，就可捕获几百只候鸟。

    比起枪杀，网捕方式更悄无声息，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鸟不会马上死去，对于跨省交易的鸟贩，活鸟显然是更新鲜的食材。

    对于一些可能会挣脱鸟网的大型鸟类来说，捕鸟者通常会选用投毒的方式进行捕杀。以大雁为例，捕杀者深知大雁进食后需要在水边的滩涂上啄食石子以助消化，因而多选择将颗粒状的紫色呋兰丹，投放于大雁经常栖息的滩涂来实施毒杀。

    姚毅坦言，这些捕杀方式，在捕杀数量上会较传统的枪杀更多，给野生鸟类在生存数量上以很大的打击。

    从狩猎到护鸟

    今年72岁的张厚义，现在是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名护鸟协管员。1993年，他曾搭救起一只身受枪伤的白鹤，并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30多年前，张厚义却是岳阳市君山区穆湖铺渔场生产队的狩猎队长，在东洞庭湖一带，以打猎见长的张厚义曾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神枪手”。

    采访中，张厚义告诉《新民周刊》：“我的爸爸和爷爷都是名动巴陵的神枪手，我本人8岁就会用鸟铳打鸟。在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狩猎队打鸟是赚工分的，并且公社还会给我们下指标。”在当时，国家尚未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张厚义这样祖上世代以打猎为生的猎户来说，靠山吃山，打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回忆起当初的打鸟经历，张厚义特意带记者到屋后参观了他当年打鸟的武器。一座两米多高的土房，用两根约15厘米粗的钢管支起房檐部分。据张厚义说，这两根钢管就是用他当年打鸟的“鸟铳”改造的。

    “我那时用的是排铳，一台排铳上有12根这样的铳筒，每根都有将近4米长。这两根因为要做房子的支柱，已经被截掉一段了。一架排铳就像一台排炮，人拿不动，要靠拖拉机在头一天晚上拉到湿地附近鸟多的地方去布置好，第二天凌晨三四点，水鸟陆陆续续都来吃食了，我就让其他队员下水，把鸟都往一处赶，聚到一处多了，我一挥帽子，其他人都闪开，我就开始拉铳。”张厚义告诉记者，因为排铳属于散弹发射，拉一次铳12根铳筒中的铁砂辐射面积可达十米见方，所以通常一铳打出去就能收获数百上千只水鸟。而在每年10月到次年2月的打鸟季，他带领的打鸟队，打死的鸟简直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

    在1982年和1983年，张厚义曾两次代表君山农场前往洪湖和鄱阳湖参加打鸟比赛并得奖。一时间，张厚义不仅成为名满洞庭的神枪手，还因此被《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誉为“洞庭鸟王”。

    据张厚义透露，当时打得最多的就是小白额雁，每个月能打七八万只。合作社从他手里将鸟收上去，翅膀部分的羽毛可以做成扇子、胸部的绒毛做成水鸟绒被子、大衣，最后再将鸟肉以3毛5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政府招待所。

    “那时候这个鸟特别多，不值钱，我都不愿意打它！”张厚义当时把小白额雁称为“坨坨鸟”(大意是“贱鸟”)，他大概不会想到，事隔几十年，当初的“坨坨鸟”全球数量已不足5万只，属濒危物种，被定为湖南省级保护鸟类。

    说到自己金盆洗手不再打鸟的原因，张厚义表示，1980年代后期，随着国人保护野生动物意识的增强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各方面关于保护野生动物的的宣传，使他逐渐开始怀疑自己“打鸟”工作的意义。

    “以前是政府鼓励打鸟，我把这当作是一种生产，打得越多越光荣。后来国家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了，我就开始反省，这鸟一没吃我的粮食，二没吃我的鱼，既然它没祸害我，我干嘛要打它呢？”怀着这样的心情，张厚义主动辞去了狩猎队长的职务，后被东洞庭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收编，成为了一名护鸟协管员。

    谈到对现在一些人打鸟行为的看法，张厚义告诉《新民周刊》，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明目张胆用枪打鸟的人已经不多，取而代之的是投毒和网捕。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现一个在水草地里投掷呋兰丹意图毒鸟的人，上前制止时，竟被对方推进水里并抓住头部拼命往水下按，若不是被村支书及时发现，自己很可能就被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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